中国教会神学本地化出路何在?

发布时间:2014-06-18作者:陈宾山 神父

  天语言哲学的区分,人生活在语言中,可是通过人的言语,语言才成为一个活的系统。在人的生活经验中有着语言和言语的辩证区分。从这一角度出发,刘区分了构成民族-地域性思想的语文经验之共同织体的思想体系和在这思想体系、通过这思想体系所表达出的活的生存经验。[1]于此相对应的是本体论的神学样式和生存性的神学样式。本体论的神学样式是以中国儒家、道家或佛教的思想体系融揉西方的基督神学,就如同圣多玛斯以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体系来阐释教会的信仰,以此形成所谓的经院神学。而“基督事件的福音消息直接与人的原初性生存体验相遇,才可能建构出属于基督理解的生存叙说,这就是我想说的生存性基督论(ontic-christological)的生存体验和意义言说。基督事件的福音消息是对个体的原初性生存体验而诉说,而非是要对民族性的思想体系诉说;对基督事件的理解,当植深于个体的直接的原初生存经验,而非植根于民族性的世界观和人性观之中;当基督神学当是上帝之言与人之生存经验的相遇,而非与民族性思想体系相遇的结果。无论是西方的本体论式的基督神学还是中国的本体论式的基督神学之建构,我无一例外地深表怀疑。……生存性的基督论式的神学建构,按本文的主张,当是汉语基督神学的基本建构方向,它的建构基础不是基督事件于既有的诸民族性思想的本体论说或现代种种哲学思想的主义构造的融揉,而是与出身于民族-地域性的语文织体中的个体性的原初生存经验的相遇”。[2]

  在刘小枫所编辑的另一本书《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文化相遇》所写的序言中,刘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华夏文化的终极之词称‘道’,儒道两家皆然;基督文化的终极之词称‘言’,‘太初有言,言与上帝同在,言是上帝’(若1:1)。然而,‘道’即是‘言’吗?两者可以等同,可以通约吗?若果非也,实质性的差异何在?”[3]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刘首先指出基督之言和民族性存在及其文化的对立,基督之言是外来的异音。因此,不能把基督之言和西方划等号。“所谓‘异音’乃是指,它本不是出自于此世的声音,而是从此世之外,从神圣的他在发出的声音。闻道不分先后,同样,闻言不分先后。希腊,罗马文化最先承纳基督之言,并跟随言——说,并非等于此源初之言是它们发出的”。[4]再者,任何民族性文化与基督文化之间都有一种张力关系。民族存在可以伸展基督之言而可以变相基督之言,就如同基督教和基督性之间的紧张一样。基督性是基督教的一个理想的存在状态。刘把基督文化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来加以阐释:1)基督之言的历史性发生:是指耶稣基督的降生、宣讲、死亡和复活,这一切构成基督事件。这是一个个体性的发生史之事件。藉此个体事件,上帝之言进入世界中。2)基督之言的信仰的发生:是指此在的肉身偶在相遇那闻所未闻而闻,见所未见而见的来自另一截然异样的处身维度的原初言词。3)跟随基督之言——说:是指此世之肉身生成为显爱之位格。位格之在不是肉身之在的否弃,而是对处身所在,如历史性、民族性、自然性的否弃。[5]和基督文化相对立是历史——民族性文化。基督文化是人和上帝之言相遇之后形成的,其特点是个体性的、超民族的和自由决断的;而历史——民族

  [1] 参阅:同上,26。

  [2] 引用:同上,28。

  [3] 引用:刘小枫,19951,“编者序”,第一页。

  [4] 引用:同上,第二页。

  [5] 参阅:同上,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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