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丁《君主论》中的政治神学与至福观

发布时间:2014-06-18作者:Miruna Tătaru-Cazaban 著 南柯译

  应该清楚,某些事属于人类事务,某些事属于教宗事务,同样,某些事属于人类事务,某些事属于皇帝事务,就像某些事属于人类事务,另一些事属于父亲和领主那样。[1]

  在教宗与皇帝之间做比较,就职能而言是不可能的,然但丁出于他们在本性和种类上的共同特征,却将两者做了比较,因为教宗也好,皇帝之好,都是人。[2]

  如果但丁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那里吸取了完人(optimus homo)的观念,使某种职衔与代表着人类型式的理想之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可能,那么这种观念并不能因此将皇帝比作太阳,将教宗比作月亮。有时候,人们将但丁的完人视为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贤人。关于《君主论》,Kantorowitz告诉我们,承认但丁主张教宗与皇帝的二元论思想,同时没有引入贤哲的观念,这很重要,这样,我们才能保持“但丁的两个乐园,即地上乐园与天上乐园之间的平衡。”[3]三分法的观念与《君主论》格格不入,因为但丁在这部著作中愿意看到,皇帝,这位带领人类走向地上福祉的领导者,他同时肩负着哲学的完善。在《君主论》那里,皇帝被等同于哲学家。但丁建立了一种价值平等主义,一边是伦理道德方面的价值,一边是被Kantorowitz称为教会-灵性的价值。[4]就像他那个时代在神秘之体(corpus mysticum)之外承认伦理和政治之体(corpus morale et politicum)的法学家那样,但丁形成了“一种非身体性形体的二元论,一种是皇帝之人,一种是教廷的基督徒,它们互相独立,各自追求自身的普遍性目标,各自努力使人臻于完善。”[5]正是由于《君主论》中的这种鲜明的二元论,引来了Guido Vernani对该著作的猛烈批判。在《反对君主制》这本书中,这位多明我会的会士所拒绝的,正是这种认为政治福祉可以通过智性美德实现的观点。尽管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批评,Kantorowitz依然认为,我们得承认,但丁关于人类目标的这种二元论观点不可避免,因为他愿意看到一种具有普遍特征并不受教权约束的君主制度。然而,对这种目标二元论的承认并不意味着君权与教权的对立。做人与做基督徒并不矛盾,在但丁那里,对尘世福祉的追求同样导向对永生福祉的追求。[6]这就让我们有理由认为,但丁在《君主论》中很好地展开了他的二元论观点,这种观点尤其表现在卷二中,但丁在那里表明,在异教宗帝奥古斯特的治下,尘世处于一种美好的状态,也正是在那个时代,“基督道成肉身”。[7]

  但丁的这一立场具有某种初看起来不可能的论战色彩,因为它欲终止所有关于教会外的帝国和皇帝合法性的争论。Guido Vernani认为,但丁关于奥古斯特皇帝的看法与十三世纪末与十四世纪的法学家立场不一致,在他看来,“在异教徒当中,从来不存在过什么真正

  [1] “Ad cuius evidentiam sciendum quod aliud est esse hominem et aliud esse Papam; et eodem modo aliud est esse hominem aliud esse Imperatorem, sicut aliud est esse hominem, et aliud est esse patrem et dominum” (De Monarchia, III, 11,页222)。

  [2] 参同上,III,12。

  [3] Kantorowitz, op. cit.,页334。

  [4] 同上。

  [5] 同上,页335。

  [6] 参De Monarchia, III, 16。

  [7] Kantorowitz, op. cit.,页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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