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丁《君主论》中的政治神学与至福观

发布时间:2014-06-18作者:Miruna Tătaru-Cazaban 著 南柯译

  Lefort看来,该卷常为研究者忽视。[1]概括地说,人类的福祉在于法律和公共事务(res publica),一种将私人的利益附属于公共利益之上的制度安排。只有在这种制度下,人们才会为了城邦的福祉公而忘私,甚至像Ernst Kantorowicz所言[2],并为Claude Lefort[3]重复的那样,“为祖国而死”,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关于一切当归于祖国的主张获得了继承。Kantorowicz从但丁将所有的一切关联于祖国的主张中不但看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而且在其中发现了那个时代的司法状态与诸如多玛斯的追随者Remigio de’ Girolami的影响,[4]按Remigio的看法,由于所有的人关联着行为,而祖国关联着力量,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一个破碎的城邦使它的居民失掉的不是它的公民身份,而是人的身份。[5]

  所有关于尘世和灵性两种治权的讨论都应看到,但丁是在一种充满争论的环境内表达他的观点的。这些争论可分为三类:主张教廷至上并支持这一论调的人;出于贪婪和对帝国的不满而明确地表示热爱教会的人;还有第三种人,他们喜欢法律而不是神学,是教宗的谕旨而不是圣经上的文字,这些人不但对神学无知,而且对哲学也不甚了了。[6]对于第二和第三种人,即仇视帝国和偏爱法律的人,但丁一笔带过,他只分析那些拥护教宗的人。他首先试图推翻所有教宗派支持的观点。但丁认为,基督的双重治权并不就推导出教宗拥有双重权力,因为基督的在世代表(vicarius Christi)应在所有的方面都效法基督,而基督放弃行使所有的尘世权力。与此同理,两把剑的说法并不意味着教宗掌握两种权力,在但丁看来,这是一种对圣经的过度解读。就是君士坦丁馈赠(donatio Constantini),即所谓的君士坦丁大帝给教宗Sylvestre的赠礼亦不足信,因为它使人远离应有的共同服从。人生的终极目的不属于这个世界,存在着尘世的和人的两种福祉,为此,不但教宗,而且皇帝也要以完人(optimus homo)的标准来看。在我们看来,Ernst Kantorowicz似乎完全将尘世的福祉与天上的福祉分开,这样,但丁在《君主论》中意在“建立一个尘世王国,这国度不仅完全独立于教宗,而且独立于教会,甚至潜在地独立于基督宗教。”[7]借用Claude Lefort的观点,但丁应异于那些温和的二元论者,即那些反对教宗一元论,主张尘世与灵性有共通特征的人,因为在但丁那里,皇帝之于宗教的问题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8]Kantorowicz为此认为,但丁是第一个对两个自主的世界,即人的世界与基督教的世界进行描绘的人。Kantorowicz注意到,在国王的身体接受祝圣的时候,王权便获得了一种神圣的正当性。

  [1] Claude Lefort, art. cit.,页22-28。

  [2] Ernst Kantorowicz, Mourir pour la patrie et autres textes, PUF, Paris, 1984。

  [3] Claude Lefort, art. cit.,页27。

  [4] 参C. T. Davis,“Remigio de’ Girolami and Dante : a comparison of their conceptions of peace”, dans Studi danteschi, XXXVI, 1959。

  [5] Claude Lefort, art. cit.,页28。

  [6] De Monarchia, III, 3。

  [7] 参Claude Lefort, art. cit.,页35。

  [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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