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丁《君主论》中的政治神学与至福观

发布时间:2014-06-18作者:Miruna Tătaru-Cazaban 著 南柯译

  国家,它们总有某种公民不得不接受的利益和目标。但丁曾引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三第5节认为,成为一个好的公民与成为一个好的人总有不可缓解的张力。

  但丁对普遍君主制的描绘十分鲜明,这足以使人认为,君主制的蓝图就是教宗制的蓝图。本文的最后部分将论述这种普遍君主制在神学-政治层面的后果。

  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对但丁著作的解释尽管各式各样,但诚如历史学Ernst Kantorowitz所言,所有读者都会承认,但丁对他所处时代的政治理论十分熟悉。虽然人们都意识到但丁对于十三世纪的重要意义,但解释家们有时却轻易地给但丁的这部著作贴标签,事实上,这部著作并非完全是为帝国做辩护。在Ernst Kantorowitz看来,我们切不可轻易地将但丁归入某一流派,因为他引用了多玛斯却又不属于多玛斯派,引用了阿维洛伊的观点却又没有为阿维洛伊的理论辩护。但丁对法律甚为熟识,却又对“律法派”采取批判的态度。《君主的两个身体》书中有一章专论但丁,在这章中,Kantorowitz指出,但丁整部著作的用意在于揭示处于制度中的人。面对拥有如此综合能力的思想,我们似乎只看到但丁的一些片面的东西,其实,他希望将诗与政治哲学融会贯通,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能面临一个更大的困境。按Kantorowitz的说法,但丁在人与事务之间做出的区分使整部著作变得更加清楚明白和具有连贯性。例如,教宗Boniface VIII(任教宗前名Benedetto Latini),在《神曲》中被描绘成“新法利塞人的王公”,[1]这位教宗同样被暗中列入到君主制内。与古代产生多纳图派(donatistes)的方式相反,但丁并不在教宗Boniface VIII与Benedetto Latini之间划等号。在《神曲》和《君主论》中,个人和公职(此即教宗职)在但丁那里常常处于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在《会饮》中,但丁尝试深入探讨哲学权威与皇帝权威之间的关系,这两种权威都以尘世幸福为目标。尽管但丁未曾想过,就皇帝的情形而论,人们看到了哲学权威的变迁,但他仍然关注这两种权威的统一问题,因为两种权威都当以尘世的幸福为目标。

  就皇帝与教宗的关系而言,《君主论》卷三最为根本,因为正是在这卷书中,但丁试图表明,皇帝的权力直接源自天主而非教宗。他反对神权政治和“一元论”,这些人认为,皇帝在某种意义上是“教宗的代表”,这是一种代表性的权力,因为只有教宗才拥有灵性与尘世这两把剑。与这种主张比较,但丁属持“二元论”的温和派。这派的根源可溯至十二世纪时的法学家Huguccio de Pise,他鼓吹两种权力互相独立,认同教宗Gélase倡导的方式,即,只在宗教和某些尘世事务上,皇帝应当服从教宗,但除此之外,皇帝当拥有对尘世事务的领导权。Kantorowitz认为,但丁在立场上比法律主义者或二元论者更为激进,因为,但丁为了表明普遍君主之于教权的独立关系,他将教会从世俗事务中逐出,欲建立一种与教权没有任何关系的君主制度。为了使灵性治理与尘世治理分开,但丁要推行一种智性的制度,这种制度最终承认,对于人类来说,存在着两种绝然不同的目标,[2]作为最高的事务,但丁将这两种目标分别称为教宗事务(papatus)和皇帝事务(imperiatus)。

  [1] Kantorowicz, Les deux corps du roi,页328。

  [2] 同上,页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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